一、史家多用比較之法
中國古代史學曆來重視曆史的借鑒,而講借鑒就往往離不開曆史比較的方法。這在中國史學上起源很早。《尚書·無逸》強調統治者隻有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才能“享國”長久。它記周公的講話,考察了殷代諸王在這方麵的經驗和教訓,又追述了周代先王在這方麵做出的榜樣,就包含著曆史比較的思想。《左傳》的“君子曰”常以古代經典的教導來衡量和評價當時人的行為,這也包含著曆史比較的思想。如:“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96]“《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其祁奚之謂矣。”[97]“君子曰:惠王知誌。《夏書》曰,‘官占唯能蔽誌,昆命於元龜’,其是之謂乎!《誌》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98]這在《左傳》裏有多處運用。司馬遷撰《史記》,意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他關於古今比較,盛衰比較,人物比較,尤其是關於秦、漢比較,楚、漢比較,有很豐富的思想,也采用了多種比較的方法[99]。《史記》以後,這方麵的例子就更多了。可見,在中國史學上,曆史比較的思想是有一個長時期的發展過程的。《帝王略論》的作者在這方麵的自覺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把比較的問題提得十分鮮明,一是集中於對曆代君主的比較,從而給人以明確的認識和深刻的印象。這也是此書的特點所在。
唐初史學家考察曆史,評論史事和人物,很善於運用曆史比較的方法。《隋書》史論以秦、隋二代曆史相比的論點,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的總論,是就一個皇朝內部的曆史進行比較,《南史》、《北史》各朝本紀後論,一般也采用這種比較的方法。虞世南《帝王略論》的曆史比較方法,可以視為這一時期曆史比較方法運用上的代表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