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對東漢曆史形勢的認識和分析，以及他對東漢世風的推重，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曆史思想。
範曄著《後漢書》，對自己撰寫的史論有很高的評價，認為：“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讚於理近無所得，唯誌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嚐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36]凡研究過《後漢書》的人，都十分熟悉範曄這段自我評論的話。這裏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範曄以自己所著的《後漢書》同班固的《漢書》作了全麵的比較，主要著重在“博贍”、“整理”和“評論”三個方麵，認為班固的“博贍”是其不可企及的，而“整理”不相上下，至於“評論”則已超過班固。第二，他高度評價自己撰寫的史論而尤其強調了列傳的論（包括雜傳論和類傳論）。許多年來，研究者們對此有種種不同的評論，但從總體上看，讚同範曄這一自我評價者是占了多數的。誠然，範曄史論確有出色之處，但他對《漢書》史論的評價，似還可以重新認識。這裏，我們有必要作進一步討論的是範曄自己沒有明確提到的《後漢書》帝紀後論，以求對範曄《後漢書》史論有更加全麵的認識。從《後漢書》帝紀後論來看，範曄關於東漢曆史發展進程中的幾個重大轉折的把握和評論，反映出了他看待曆史形勢的卓識。
範曄認為，東漢社會，以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為興盛時期。他對於光武帝時即建武年間的政治有很高的評價。舉其要者，例如，他感慨於“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稱讚光武帝居安思危，常自危懼，能謹慎而妥當地處理與西域、匈奴等地的民族關係[37]。他高度評價光武帝善於總結曆史經驗，妥當地對“中興二十八將”進行安置，他寫道：“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誌，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參與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他最後歸結到政治上說：“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38]在如何安置開國功臣的問題上，西漢有深刻的曆史教訓，而光武帝則正確對待這一曆史教訓，進而創造了成功的經驗。東漢“中興”之業的確立和鞏固，這是關鍵的決策之一。範曄還充分肯定光武帝關注民生、整頓風俗的措施，指出：“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39]這是稱讚光武帝對於肅清吏治、純淨風俗和安定社會所起的積極作用。範曄對於光武帝尊儒學、重教化更是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這是“中興”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麵。他寫道：“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他又進一步指出這樣的措施給社會帶來的積極影響：“自光武中年以後，幹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40]當然，這些評論，都出於《後漢書》的有關列傳，但它們著實反映出了範曄對光武帝統治時期所采取的各種重大措施的高度讚揚和評價，並時時稱為“建武之治”。範曄認為，明帝、章帝時期的政治，是“建武之治”的延續，成為“中興”之業的象征。他在《後漢書·明帝紀》後論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