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範曄撰《後漢書》
範曄（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30]。善文章，精音樂，宋文帝時以才學為用，官至太子詹事。他撰《後漢書》始於宦途中元嘉九年（432年）左遷宣城太守之時。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被人告發與謀立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為帝一案有牽連，以謀反罪入獄，被殺，時年四十八歲。其時，上距司馬彪之卒約一百四十年、袁宏之卒約七十年。範曄在獄中作《與諸甥侄書》，闡說了他的為人、治學和撰寫《後漢書》的一些重要情況，是一篇具有自序性質的文獻。故《宋書·範曄傳》全文收錄了它。範曄治學，重在“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認為：“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主張“情誌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他的治學態度和為文主張，在《後漢書》中得到具體的實踐。他撰《後漢書》的全部計劃，是要寫成紀十卷、誌十卷、傳八十卷，合為一百卷。但他隻完成了紀、傳部分的九十卷就被捕入獄了，沒有完成誌的撰述。
範曄自己說：“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31]後人說他是“不得誌，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又說他撰述中“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嚐不致意焉”[32]。這可能考慮到他身為庶子和宦途播遷的境遇，但範曄所謂“政恒覺其不可解”的話，似不必限於從個人境遇上去理解。範曄所提出的問題，還是在於從曆史上去尋求關於現實政治中存在問題的答案。範曄撰《後漢書》時，至少有十種漢、晉史家所著後漢史作為參考。範曄自稱，他的《後漢書》雖“博贍”不及班固《漢書》，但“整理未必愧也”；而其“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嚐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可見，範曄雖是據眾家後漢史撰《後漢書》，而他的撰述目標卻是以“最有高名”的《漢書》為參照的。他對於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對於史事的評論精深，是《後漢書》的兩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