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紀》三十卷，編年體東漢史，東晉袁宏（328—376年）撰。袁宏，字彥伯，善作詠史詩，以寄其情懷。他任大司馬桓溫府記室，“專綜書記”，為人“強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21]。
袁宏對西晉陳壽所撰《三國誌》甚推重，他自稱：“餘以暇日常覽《國誌》，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本著這樣的認識，他撰了一篇《三國名臣頌》，借評論三國名臣抒發對於曆史的見解。他認為：“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22]他把君臣關係視為致治的關鍵，而維係君臣關係的核心便是“名教”。這個思想，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後漢紀》一書中。
袁宏與司馬彪的卒年，兩者相距七十年左右。故袁宏生活的年代，已有多種東漢史著述行世。他說到撰《後漢紀》的起因和經過是：“予嚐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袁宏撰集時參考、“綴會”的諸家東漢史有：《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謝沈《後漢書》等。其中司馬彪、華嶠二家，《文心雕龍·史傳》、《史通·古今正史》均有好評，似不應斥為“煩穢雜亂”者。至於“前史闕略”、“錯謬同異”，諸史相比，當是可能的。袁宏的撰述興趣在編年而不在紀傳，所以他在參閱前史的基礎上，又吸收了起居注、名臣奏、諸郡耆舊先賢傳等文獻，仿荀悅《漢紀》撰集此書。曆時八年，最後以張璠《後漢紀》補東漢末年事，全書乃成。其記事，起於“王莽篡漢”，終於“魏以河內之山陽，封漢帝為山陽公”；正式紀年，起更始元年（23年），終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全書各以八卷記光武事和靈、獻事，篇幅占全書一半以上。內容上的這種輕重詳略處置，反映了作者著意於寫出東漢皇朝的興起和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