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思想所集中表現的時代。任何一種哲學理論或社會思潮的產生都不可能脫離它的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曆史背景。哲學不像文學，不是以人物、情節、故事，而是以概念、命題、規律來反映對象的，故似乎與時代無關。實際上，任何哲學都是對時代課題一種或直接或間接、或多或少的理論解答。無論是法國啟蒙哲學明快潑辣的“個性”，還是德國古典哲學艱澀隱晦的特征；無論是存在主義消極低沉的情緒，還是解構主義高深莫測的“個性”……離開了它們各自的時代，都是無法理解的。
對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把握也隻能如此。在我看來，後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與後現代思潮相重疊，並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進行解構或重構的政治理論、哲學思潮。20世紀60—70年代西方社會的轉型，即從現代工業社會轉向“後工業社會”、從現代資本主義轉向“後資本主義”，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得以產生的曆史背景。
從根本上說，20世紀60—70年代西方社會的轉型是生產方式的轉變，這一轉變體現為從組織化生產轉向彈性生產。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以福特主義為基礎的組織化生產是西方社會的主體結構，它一方麵解決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無計劃性的問題；另一方麵通過刺激消費實現對生產的引導，並把個人的消費活動納入規劃之中，個人成為消費規劃的執行者。這種福特主義體製在20世紀70年代發展到了自身的極限。普遍存在的通貨膨脹暴露出西方社會過量的生產力與資本市場的不匹配，引發了世界範圍的資產市場的崩潰；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投資，使得西方國家生產形式和管理方式發生了變化；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油價，以及阿拉伯國家一度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使得西方國家必須通過技術和體製變革來尋找節約能源的出路，這就導致了資本空間布局的改變，形成了一種與福特主義完全不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調節係統。這種調節係統依靠的就是“同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產品和消費模式有關的靈活性”，即所謂的“彈性生產”，並使“靈活積累”成為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積累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