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向生活世界標誌著胡塞爾哲學研究的新方向，但這並不意味著胡塞爾認識上的“斷裂”。在我看來，這種“轉向”既是一種新方向，又是胡塞爾理論思考的延續和拓展，是一種理論和方法的需要。
凱恩斷言：“胡塞爾在方法上把生活世界的問題看作通向先驗還原的一個通道。”[37]瓦爾登菲爾茨指出：“生活世界在胡塞爾那裏不是一個直接描述的對象，而是一個具有方法目的的回問對象，通過這種回問，人們可以重新把握生活世界的先在被給予性。”[38]施特拉維爾強調：“生活世界的問題是通向先驗懸擱的一個通道”，並認為胡塞爾對生活世界的興趣絕不等於對其先驗觀念之義的背離，而是意味著一種方法上的轉變，即胡塞爾不再采取“根據一種自由的意誌來選擇懸擱的思維方法，而是首先回答在世界領域之內湧現出來的問題”，[39]這就是歐洲科學的危機和生活世界的問題。胡塞爾的後期著作《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證實了這一點。正是在這部著作中，胡塞爾提出一個命題：“從生活世界出發通向先驗現象學之路。”
當然，我注意到，“生活世界”雖然是胡塞爾達到先驗現象學的途徑，但從生活世界出發通向的先驗現象學與胡塞爾前期所建立的先驗現象學又有很大的差異，前者意味著一種新的現象學的形式，至少是一種與存在主義的發展相類似，但又不同於存在主義的哲學形式。正如美國現象學家馬文·法伯所說：“胡塞爾的某些晚期著作，可能已經很好地顯示出他能夠清楚地和合理地說出存在主義哲學家在他們關於存在和生存的言論中聲稱完成的一切東西（甚至更多的東西）。”[40]
所以，轉向生活世界是胡塞爾理論思考的延續和拓展，同時又標誌著胡塞爾理論研究的新方向，意味著胡塞爾現象學的新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海德格爾的觀點，即胡塞爾並沒有在受到批評的《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一卷上故步自封：胡塞爾的現象學處在開放的發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