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哲學史上看，任何一個思想家的理論轉向不僅有其理論邏輯，更重要的還有其現實動因。從根本上說，任何一種哲學體係的形成及其轉向都是時代的產物。胡塞爾的現象學及其“後期轉向”也是如此。具體地說，胡塞爾後期所處的時代正是歐洲文明發生危機的時代，這種危機一方麵表現為西方科學主義對文化傳統的偏執，另一方麵表現為西方人的生存價值的遮蔽。於是，探討危機的根源，提供克服危機的方案，就成為一代有識之士的曆史使命，而胡塞爾就是其中的先行者。研讀胡塞爾的後期著作可以看出，與“生活世界”概念直接相關的就是關於“危機”的話題，即“歐洲科學的危機”、“歐洲人的危機”和“歐洲文明的危機”。
之前，胡塞爾隻是從理論上探討科學主義思維方式對人類精神和哲學的危害，用的是諸如心理主義、自然主義、客觀主義、曆史主義之類的標簽。但是，“危機”一詞表現了胡塞爾對科學主義思維方式的容忍達到了極限，批判的分貝明顯提高。之所以如此，從根本上說，是現實環境的壓力，“當時咄咄逼人的德國政治局勢構成了胡塞爾的這一整個思維努力的背景”，“危機意識在納粹時代是胡塞爾曆史責任感的實際起因”。[11]
胡塞爾的後期幾乎是在探討歐洲文明危機的根源、尋找克服危機的方案中度過的。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不顧年邁、不辭辛勞作了一係列有關危機的報告，並以此為基礎寫出了《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一書。在這部著作中，胡塞爾充分闡述了歐洲人的危機和歐洲文明的危機問題，並認為這兩類危機的表征就是歐洲科學的危機，而歐洲科學危機的根源就是伴隨近代工業革命而日益膨脹起來的物理學的客觀主義及其演變形式——實證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