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爾一生追求建立一門“嚴密科學的哲學”，而在他的心目中，所謂“嚴密科學的哲學”具有二重性：一方麵追求成為絕對真理的體係，要求具有絕對的有效性，因為“哲學的目的就在於那種超越一切相對性的絕對終極有效的真理”[2]；另一方麵，正是因為具有絕對真理的秉性，所以“嚴密科學的哲學”能夠為人的價值和意義的實現提供基礎。“就哲學的曆史目的性而言，它是所有科學中最偉大、最嚴密的科學。它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對純粹的、絕對的認識的終極要求，與此相應的是對純粹的、絕對的價值和願望的要求。”[3]這就是說，“嚴密科學的哲學”表現為真理和價值的雙重追求，既追求知識上的絕對性，又追求生活上的可能性，而哲學的真理追求的是生活的倫理得以可能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嚴密科學的哲學”同時具有真理意義和價值意義，體現著一種新的哲學理性。
在胡塞爾看來，對“嚴密科學的哲學”的探索激發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動機，推動了笛卡爾的主體反思，並以激進的形式在康德的批判哲學中得到集中體現。然而，問題在於，“在哲學的各個時期裏，幾乎沒有一個時期能夠達到所預期的成為嚴密科學的這一要求”[4]。胡塞爾的這一論述並不是說哲學是一門不太完善的科學，而是說哲學至今還根本不是一門科學，作為“嚴密科學的哲學”至今還沒有真正起步，其開端還有待尋求。
胡塞爾本人對其現象學的努力自視甚高，認為一部歐洲哲學史就是追求“嚴密科學的哲學”的曆史，而現象學就是這一曆史進程的終點和頂點。如果說蘇格拉底、柏拉圖、笛卡爾和康德的哲學努力是歐洲哲學史上三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那麽，現象學的努力就是歐洲哲學史上第四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這是最後一次革命，也是最徹底的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胡塞爾斷言：現象學是整個近代哲學“秘而不宣的期待”，同時又是我們這個時代“隱秘的渴望”。為了建立這樣一種“嚴密科學的哲學”，胡塞爾很費了一些周折。前期，他提出現象學還原的設想，力圖通過給哲學劃界來保證哲學起點的純潔性；力圖通過純粹意識領域的結構分析，找出具有意向作用並與意向對象相關聯的先驗自我。然而，胡塞爾在此同樣陷入“危機”或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