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本身就是一種物質實踐。作為人與自然界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勞動以自然界的存在和人的自然力的存在為其自然前提，“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10]。因此，不僅人類社會的產生需要自然前提，而且人類社會也必然存在於一定的自然環境之中。“助成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係，就是地理的基礎……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11]黑格爾實際上是用唯心主義語言表達了這樣一個真理，即人類社會必然存在於一定的自然環境之中，脫離一定自然環境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
自然環境是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人的需要的對象歸根結底存在於自然之中，人類隻有從自然界中才能獲得必要的物質生產資料，自然環境的好與壞對於生產和社會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馬克思指出：“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化，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12]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文明沿著海岸、順著江河傳播開來。內地，特別是貧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區就成了野蠻和封建的避難所。”[13]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需要自然環境，這從一個側麵體現了人類社會的物質性。
自然環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它已不是純粹的自然物質，而是被納入到人的實踐範圍內並具有了社會屬性的自然物質，已經從純粹的自然存在轉化為社會存在。自然環境的好壞、優劣可以加速或延緩社會的發展，但不能決定社會的性質，不能決定社會製度的更替。相反，自然環境的麵貌及其變化受製於人的實踐活動，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變成“人化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