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同於自然。在社會領域中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經過思慮或憑**行動並追求某種目的的人。“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社會曆史的特殊性猶如橫跨在自然與社會之間的“活動翻板”。在唯物主義曆史觀產生之前，即使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當他們的視線由自然轉向社會，開始探討社會曆史時，幾乎都被這塊活動翻板翻向唯心主義的深淵，從而製造了“物質的自然”和“精神的曆史”對立的神話。
社會又離不開自然。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人類社會的產生就有其自然前提。現代科學證明，人和人類社會是從古猿及其動物聯合體的生物學結構演化發展而來的。古猿的生存環境、體質形態、群體結構，構成了人和人類社會形成的自然前提。
從生存環境看，由於當時氣候條件的變化，以及熱帶草原向森林的“進襲”，古猿的生存環境有一個從林棲到地棲，直至完全轉入開闊熱帶草原的演變過程。與生存環境的這一演變相適應，古猿的行為方式發生轉變，並促使其體質形態和群體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
從體質形態看，古猿從林棲轉入熱帶草原生活後，逐步開始兩足直立行走。盡管這種直立行走的步態不如現代人那樣穩健，但是，這一變化對於從猿到人來說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麵，它擴大了視野，另一方麵，它使解放了的前肢可以隨時握有合用的天然工具或武器，從而使古猿適應環境的能力——取食或自衛的能力迅速增長。在這同時，猿腦的結構開始發生重組，腦容量緩慢擴大。這些都為人類的產生在體質上奠定了自然前提。
從群體結構看，古猿的群體結構向著大規模和嚴密化的方向發展。轉入熱帶草原生活的古猿，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必須防禦猛獸並進行群體狩獵，這兩種行為方式要求群體有組織地協同行動，形成足以和猛獸正麵對抗的自衛力量。而且對於古猿來說，越是過地棲生活，越是走向草原，群體的規模越大，組織程度也越嚴密。在這個過程中，古猿群體結構逐步形成兩個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