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形態》第一次全麵地描述了唯物主義曆史觀。但是，準確地說，唯物史觀的中心範疇——生產關係在《形態》隻是大致形成，而唯物史觀的核心觀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在《形態》中也未直接確定下來。換言之，在《形態》中，唯物史觀的中心範疇和核心觀點還未得到嚴格的科學規定。最終完成這一任務的是馬克思在1847年寫的《哲學的貧困》。《哲學的貧困》的特點是嚴謹的唯物主義和科學的辯證方法。馬克思後來評論這本書說：“我們見解中具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隻是論戰性的概述。”[38]
之所以說生產關係範疇在《形態》中隻是大致形成，一是因為《形態》提出所有製就是由分工所決定的個人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但又沒有明確所有製關係又是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運轉過程中不斷生成的關係；二是因為《形態》中的生產關係範疇具有多義性，它有時同生產力的含義相類似，有時又包括人口生產上的社會關係，有時還指直接生產活動中的人們之間的關係；三是因為《形態》中的生產關係範疇主要是用“交往形式”或“交往關係”的術語表述的，然而，交往形式不僅包括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而且還指戰爭、保險公司這樣的事物，其含義類似社會關係，“交往形式”或“交往關係”包括“生產關係”，但不等於“生產關係”。
在《形態》中，馬克思隻是相應地考察了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生產力與所有製的關係，表述了這樣一種從屬關係，即生產力—生產方式—交往形式，生產力—分工—所有製形式。如前所述，《形態》中的交往形式概念包括物質交往，有時又類似生產關係的概念；《形態》中的所有製概念的內涵與生產關係概念的內涵具有一致性。因此，“生產力決定交往形式”“生產力決定所有製形式”的原理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原理是一致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形態》發現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