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國封建社會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這一時期，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出現了一個繁榮局麵。史學，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唐代也是有成就的。被封建皇朝列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1／3成書於唐初。“三通”之首的《通典》、我國第一部係統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都是唐代著名的私人著述。此外，官修史書如曆朝起居注、時政記、實錄、國史，私人著述如各類專史、方誌、野史、筆記、雜說，以及公私譜牒等，數量都很多。
恩格斯在論及17、18世紀歐洲的哲學和文學時指出：“不論在法國或是在德國，哲學和那個時代的普遍的學術繁榮一樣，也是經濟高漲的結果。”[2]唐代史學的成就，也是唐代封建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結果。唐朝的最高統治集團，特別是唐初最高統治集團，都把史學作為鞏固政治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史學的發展。唐代史學與政治的密切關係，在我國封建社會史學的發展中，是顯著的。
唐代統治者是怎樣看待史學的呢？
一、“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
唐代開國皇帝李淵於武德五年（622年）在《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中，明確地提出了修史的目的：“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3]這個思想成了唐代統治集團對待史學的一個傳統的思想。貞觀十年（636年），房玄齡、魏徵等修成《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隋書》五部史書，“詣闕上之”。唐太宗很高興。他說：
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無度，誌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