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唐會要·史館雜錄》[1]
一、問題的提出
同任何事物的發展一樣，中國古代史學也是在矛盾中發展的。從史學本身的屬性和要求來看，這個矛盾最集中的表現，是直書與曲筆的矛盾。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著《史通》，有“直書”與“曲筆”的專篇，可以說是對於這個矛盾的揭示和概括。正是這種矛盾運動，推動著史學的發展和進步；也正是這種矛盾運動，激勵著那些有責任感的史學家們堅定自己的信念和追求，迸發出許多真知灼見，把史學思想不斷推向新的境界。
唐代因正式設立史館，其成為皇家的專職修史機構，往往也成為直書與曲筆的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唐會要》中關於“史館”有專卷記載，其中包含史館移置、諸司應送史館事例、修前代史、修國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館雜錄諸細目[2]。近來重讀“史館雜錄”，對於唐代史學中的直書與曲筆的矛盾、鬥爭似有進一步的認識，同時也深感唐代史家對於良史的信念和對於信史的追求從未中斷，他們的這種精神永遠不會泯滅而成為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頁。
二、官修史書的利與弊
“史館雜錄”所載有關修史諸事，都與史館有關，也就是與官修史書相聯係。
唐初設立史館，以其做為國家的修史機構[3]。這一重大措施，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其曆史功績在於：
第一，提高了修史效率，發揮了史家群體的修史作用。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詔命史館撰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至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紀傳”全部告竣。對此，唐太宗十分滿意，他獎勵史臣們說：
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無度，誌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