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說的“中唐”，是指從唐玄宗天寶初年（起於742年）到唐憲宗元和末年（止於820年）之間約80年的唐代曆史，跟中國文學史上所說的“中唐時期”在斷限上略有不同。唐玄宗開元末年，唐皇朝的盛世已出現衰敗的朕兆，而曆時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755—763年）則嚴重地阻滯了唐代經濟、政治發展的勢頭，同時也使盛世時期所積累起來的各種社會矛盾統統爆發出來。其中，如藩鎮問題、土地問題、財政問題、民族關係問題等，都十分嚴重，成為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普遍關注的問題。政治家的改革，思想家的論辯，史學家的沉思，以至詩人的詠歎，都使他們在麵對嚴峻的現實這一點上有很多相通、相似之處。人們所熟知的“兩稅法”、《封建論》、“三吏”、“三別”等，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唐代史學風氣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幾種新的發展趨勢。
一、明確提出史學的經世作用
中國史學曆來跟政治有密切的關係。這個傳統起源於久遠的古代，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2]，可以說是它的思想的源頭。《左傳》一書在這方麵有不少明確的記載，如隱公六年（前717年）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這是說陳侯沒有聽取五父的建議而終於給國家帶來了災難。對於這件事，《左傳》發表了一大篇議論：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按：即上文所說陳侯）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向）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按：《商書》，係指《盤庚》上篇；周任，馬融《論語注》說是“古之良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