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史學的總結性工作[1]
從唐皇朝建立到唐玄宗開元末年的120多年，是唐皇朝的盛世，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之一。“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是這個盛世的兩大高峰。這時期，唐代的經濟、政治、民族關係、中外交流及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有了空前的發展，形成了曆史上罕有其匹的“盛唐氣象”。這時期的史學，作為盛唐文化的一部分，其氣勢之大、創獲之多，在中國史學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一、三篇修史詔書：對史學的新認識
唐初，從唐高祖到唐高宗，先後正式頒發了三篇修史詔書，對盛唐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三篇修史詔書是：
（一）唐高祖《修六代史詔》
武德四年（621年），擔任起居舍人的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撰述前代史的建議。他指出：“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北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因隋末動亂，文獻“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2]。由於唐皇朝統治者的先人在北周時地位顯赫，而唐又是承隋而起，所以令狐德棻在建議中尤其強調了撰述周、隋兩朝曆史的重要性。
作為開國君主，唐高祖也深知修史工作的重要，因而采納了令狐德棻的建議，並於次年下達了《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詔書首先強調了史學的社會作用，認為“經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3]。這裏講的對史學的社會作用的認識，雖非首創，但它出於皇帝的詔書，這在以往實不多見。詔書還對南北朝時期各個皇朝的曆史作了總的評價，指出：“自有晉南徙，魏乘機運，周、隋禪代，曆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綿曆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這一段話，頗顯示出唐高祖作為政治家的氣度：他是激烈的政治鬥爭中的勝利者，但他並沒有去指斥前朝曆史中的缺陷和錯誤，而是充分肯定它們在曆史上的地位。這的確是難得的。唯其如此，他產生“簡牘未修，紀傳鹹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墜”，“顧彼湮落，用深軫悼”的感慨，就是很自然的了。詔書提出的六代史及其撰者名單是：北魏史，蕭瑀等撰述；北周史，陳叔達等撰述；隋史，封德彝等撰述；梁史，崔善為等撰述；北齊史，裴矩等撰述；陳史，竇璡等撰述。總的撰述要求是：“務加詳核，博采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