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唐代史學，斷斷續續，不覺已經十年。這十年的學術生涯，不論從哪方麵看，固不可以曹雪芹說的“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相比附；但以自己的愚鈍，確也是窗前、燈下、酷暑、嚴寒，不敢懈怠，並非是很輕鬆地度過來的。趁著本書的出版，我想講講我的認識及研究過程，也算是對自己這十年蹣跚而行的一個小結。
一
記得1977年春節後的一天，我去看望讀研究生時的導師白壽彝先生。那時我還在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工作，我去向先生請教今後該著重讀些什麽書。先生未假思索，囑咐我還是讀點中國史學史方麵的書。盡管日月逾邁，人事代謝，我已經從事好幾年的中國古代史教學工作了，但我過去卻是跟白先生學習中國史學史的，這個事實不會改變。於是，此次會麵就成了我真正走上研究中國史學史這條學術道路的契機。
大約經過一年左右的調查和思考，我決定從研究唐代史學入手。當時作這樣的抉擇，是基於以下一些考慮：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藝術高度發展時期，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等，都有名垂千古的大師和光彩奪目的成果。千餘年來，對唐代文學（如詩歌、散文、傳奇）、哲學（包括佛教哲學）、藝術（如書法、繪畫、樂舞）的研究，代有其人，名家輩出，論著繁富。這種現象是令人興奮的，它表明唐代文化確有其吸引人的魅力和奧秘。然而興奮之餘，我也不免有一點隱隱的惆悵：史學，作為唐代文化的一部分，雖也有眾多的史家和輝煌的成就，但人們對這方麵的研究卻顯得比較寥落。而前人之論中國古代史學者，或稱頌馬班，或讚揚魏晉，或褒獎兩宋，似乎唐代除劉知幾、杜佑以外即無足道者。從唐代文化研究來看，這顯然是一個缺陷；從中國史學研究來看，這也未必不是一種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