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出版了《唐代史學論稿》一書，在此之後的20多年間，就沒有再專注於唐代史學了，回想起來，總感到有些愧疚！當然，這些年來，因偶然回眸，心有所得，也斷斷續續寫了幾篇關於唐代史學的文章，趁著這次本書再版的機會，我把它們補充進來，也算是表明自己並未完全忘卻這一研究領域的心跡吧。
當我撰寫了幾本貫通的中國史學史著作之後，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唐代史學，我以為它在一些方麵還是能夠反映有唐一代的盛大氣象。
首先，唐初的官修史書，僅“正史”方麵，就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隋書》《南史》《北史》八部史書麵世，占了“二十四史”的1/3。其中，《隋書》《南史》和《北史》，都是頗具特色的“正史”。
其次，劉知幾所撰《史通》，把中國古代史學批評推進到更加自覺的和有體係的階段，反映了史學家自我批判的大度和勇氣。《史通》所提出的一係列問題，成為後世史家進行史學反思和史學前瞻的重要內容，是啟發人們思考、推動史學發展的內在動力。
再次，杜佑所著《通典》，開中國古代製度通史的先河，作者縝密的邏輯思維，對當時的社會結構和國家職能的清晰認識，撰述中的史和論的結合，以及對曆史著作“將施有政”的撰述目的，在史學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杜佑《通典》在曆史理論方麵的成就，可追司馬遷；在曆史編纂學方麵的成就，乃是“九通”之淵源，是中國製度文明史撰述的承前啟後者。
還有，集思想家、文學家、史論家於一身的柳宗元，千百年來，其深邃的思想和雋永的華章被一代又一代學人傳誦，而他的通達的史論確已具備了“疏通知遠”的境界，卻或多或少被人們忽略了。而今，當是凸顯柳宗元史論價值的時候了，他在這方麵的成就是可以與杜佑比肩而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