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會要體史書創立1200周年而作[1]
唐代史家在史書編撰方麵，有不少創新之作。如虞世南以問對形式撰《帝王略論》，意在“商略古今”，說“治亂之跡，賢愚二貫”，專論曆史上明者可為規範、昏者可為鑒戒的帝王[2]。如李延壽以《南史》《北史》分別表述同一時期的南方幾個相連續之皇朝的曆史和北方幾個或相連續或同時並存之皇朝的曆史，並使《南史》《北史》多有互見之處。如吳兢專記貞觀年間太宗君臣討論、抉擇治國安邦之事，編為10卷40目，撰成《貞觀政要》一書，為曆代所重。如許嵩撰《建康實錄》，以反映曆史上建都於建康（今江蘇南京）的幾個相連續之皇朝的曆史。如杜佑撰《通典》，在曆代書誌的基礎上，撰寫分門別類而緊密聯係的製度史，是為“十通”之首，等等[3]。今天看來，這些曆史著作不僅在內容上和編撰思想上十分重要，同時在編撰形式上也各有創新。
本文這裏要論述的蘇冕所撰《會要》，亦屬此類情形。所不同者，《會要》記唐初至德宗朝之政事，後世他人曾有兩次續作，久之，本書麵貌乃漸次湮沒。史載：第一次續作在唐宣宗年間由崔鉉主持完成，補記德宗至宣宗年間事，自成一書，名《續會要》[4]，一名《弘文館續會要》[5]。第二次續作在五代北宋之際由王溥所撰，補記宣宗至唐末事，並同蘇、崔二書合為一書，名曰《新修唐會要》[6]，後簡稱《唐會要》。現今傳世的《唐會要》，早已題為宋人王溥所撰，這使蘇冕的開創之舉大為淡化，失卻其應有的分量。因此，如何根據史實揭示蘇冕《會要》的麵貌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唐會要》中尚保留有蘇冕（蘇氏）的有關評論21首，據此可以探討蘇冕編撰《會要》的有關情形、《會要》的性質與特點，以及蘇冕的史識，從而進一步反映出唐代史學上這很有意義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