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唐代史學論稿(增訂本)(第七卷)

柳宗元史論的理論價值和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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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個被忽略的問題:柳宗元和曆史學

柳宗元作為文學家和詩人,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早已被承認了的。作為思想家,他在中國唯物主義無神論發展史上的傑出貢獻,也為當代的中國思想史研究者所肯定。本文所提出和討論的問題,是關於柳宗元和曆史學的關係以及他在唐代史學的曆史理論發展上所取得的光輝成就。毋庸諱言,這是一個被中國曆史學界長期忽略的問題。

我涉足唐代史學以來,逐漸形成了這樣一個看法:柳宗元在文學史上和思想史上的成就,“掩蓋”了他在史學史上的建樹;然而,一個異常明顯的事實是,如果從史學的觀點來看,柳宗元的學術活動及其撰述,實為中唐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的這個看法的根據是:

——柳宗元年輕時即有誌於史學,他曾說過:“昔與退之(韓愈)期為史,誌甚壯”[1]。

——柳宗元愛讀史書,且以觀察古今得失成敗為其旨趣,他有詩作《讀書》一首,首六句是:“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籲!”[2]

——柳宗元諳究《國語》,作《非國語》2卷,這是就一部史著進行評論的專書;唐人以前所撰此類著作流傳至今者,已甚寥寥。

——柳宗元曾作《與韓愈論史官書》,同韓愈論辯史官職責,是為“柳韓爭辯文字中一巨案”[3];柳書代表了古代史家的優良傳統,並對啟迪史家的自我意識和自身修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寫成的《段太尉逸事狀》,反映出他在曆史撰述上的實錄精神和他對史學工作的關注與支持。

——柳宗元所撰的《貞符》《封建論》《天說》《天對》等大文章,都是中唐時期曆史理論方麵的傑作;以此為標誌,形成了唐代史學在史論發展上的一個新的高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