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在中國文學史上極負盛名。範文瀾同誌稱讚他“不愧為‘淩雲健筆意縱橫’的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2]。
韓愈對唐代史學也有重要的貢獻。唐憲宗元和年間，他曾一度擔任史職，任史館修撰，並主持修撰《順宗實錄》[3]。《舊唐書》本傳說：“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頗為當代所非。”[4]這樣的記載是不符合事實的，這樣的評論也是極不公允的。本文擬對《順宗實錄》及其他有關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管見，目的是希望能夠對韓愈所撰《順宗實錄》做出符合實際的評價。
一
唐代，曆朝均修有實錄，這是唐代官修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惜的是，這些實錄多已不存。韓愈主持修撰的《順宗實錄》，是現今僅存的一部唐代實錄，因而成為我們了解唐代實錄具體麵貌的珍貴的文獻。
韓愈之任史館修撰，是在他作《進學解》後，引起當朝宰臣的重視（“以其有史才”[5]、“奇其才”[6]）的結果。朱熹《昌黎先生集傳》引洪興祖《昌黎先生年譜》：韓愈任史館修撰在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三月，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任考功郎中，同年十二月知製誥。可見韓愈擔任史職的時間並不長。
韓愈撰《順宗實錄》的具體情況，從他的《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中可略知大概：
（元和）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雲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鹹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訪，並尋檢詔敕，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係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