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所撰《通曆》一書，是中國史學史上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通史。然自中唐以下至民初約1200年左右，其以抄本流傳，故世所罕見；1915年雖有排印本行世，但因所印極少，亦傳布未廣。因此，近代以來，《通曆》一書鮮為人知，直到1982年劉節先生遺著《中國史學史稿》整理出版，並對《通曆》有所評論[2]，這才開始引起人們對它的注意。1985年，張承宗同誌發表《葉德輝印〈通曆〉一書簡介》一文[3]，對1915年葉氏排印本《通曆》作了較詳細的介紹。同年，我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中，把它作為唐人所撰編年體通史之一予以評論。近來，我因考察中唐史學的需要，對《通曆》一書及有關問題作進一步的摸索，乃撰成此文，希望能對史學研究者、古籍研究者及各方麵讀者了解此書有一點參考的作用；不當之處，亦希望能得到批評、指正。
一、《通曆》的作者
《通曆》的作者馬總在中唐曆史上也是一個值得人們關注的人物，舊史對他的評價是“有大臣風，才堪宰相”[4]。
馬總（？—823年），字會元，扶風（今陝西鳳翔）人，家世及生年不詳。他從小孤貧，好學，不妄交遊。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年），姚南仲鎮渭州（治白馬，今河南滑縣東舊滑縣），馬總為其幕府[5]。因受監軍薛盈珍的排擠、打擊，改任泉州（治晉江，即今福建泉州）別駕。不久，薛盈珍入朝掌管樞密，又指使福建觀察使柳冕尋機殺害馬總。柳冕乃指派泉州刺史薛戎羅織馬總罪名。不料薛戎是個正派的官員，反倒“別白其狀”，為馬總辯護，於是也受到牽連，被免職關押，備受淩辱，然“竟不動搖”。這件冤案，驚動了政治聲望頗高的淮南節度使杜佑。他一麵上表德宗，說明薛戎一案真相；一麵致書柳冕，告誡他不要胡作非為。由於杜佑的營救，薛戎之難方解，而馬總亦轉危為安[6]。有趣的是，這樁公案卻使《通典》作者跟《通曆》作者發生了一點聯係，這是他們都不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