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所著的《通典》一書，是一部曆史名著。它所記“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思想價值；它的體裁和體例，是中國古代曆史編纂學上的一次重大的創新；而杜佑本人在《通典》一書中所撰寫的史論，在中國古代曆史理論的發展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曆來為研究者所重視[2]。
本文是一篇劄記性質的文字，不是重複過去人們對《通典》史論的評價，也不是重複闡述作者本人的研究，而是就幾個視之似小、思之甚大的問題，講一點新的認識，庶可視為《通典》史論研究的拾遺補闕吧。
一、史論的形式：序和論
《通典》的史論，有豐富的形式，包含序、論、說、議、評。對此，有的研究者已經指出過。這裏要討論的是，《通典》史論的這幾種形式有什麽區別？也就是說，杜佑賦予這幾種史論形式各有何種含義？
據我的粗略統計，《通典》史論約為70餘首，其中序近20首，論、說、議、評50餘首，而說與議占了半數以上。
什麽是“序”？劉知幾《史通·序例》引孔安國的話說：“序者，所敘作者之意也。”《通典》的序，有三種情況：一是敘全書之意，二是分敘各典之意，三是敘某典之中某篇之意。《通典》敘全書之意的序，僅227字，加上自注57字，也隻有284字。但它說明了作者的治學旨趣，指出了《通典》的撰述目的和邏輯結構，是古代史書中的一篇名序。大凡研究《通典》的人，都極重視這篇序，這裏不再細說。《通典》除《食貨》以外，其餘《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典均有敘本典之意的序。這些序，反映了杜佑對上述諸典所述領域的認識，集中地表明了他的曆史觀點、政治思想和社會主張。概括說來，《選舉》序指出了人才的重要和“以言取士”的失誤；《職官·曆代官製總序》概括了自傳說中的伏羲氏到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曆代職官製度簡史；《禮序》以很長的篇幅闡述了禮的性質、禮的文獻和《通典》纂集禮製“將以振端末、備顧問”的目的；《樂序》講了樂的作用及其與社會治亂的關係；《兵序》簡述兵製而著重闡述曆代用兵得失及《兵典》編纂原則；《刑法序》簡述了刑法的產生和種類以及善用刑法的標準；《州郡序》闡述了作者的以德為尚的政治思想；《邊防序》闡述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處理民族關係的政治主張。《食貨典》處於全書之首，為什麽反倒沒有總序呢？我想，這或許是在全書的序中，作者已經強調了食貨所處特殊重要位置的緣故。關於敘某典某篇之意的序，如“總序三師三公以下官屬”“將軍總敘”“東宮官敘”“王侯總敘”（以上《職官典》）、“東夷序略”“南蠻序略”“嶺南序略”“海外序略”“西戎序略”“北狄序略”（以上《邊防典》），則集中在職官、邊防二典之中，或敘其沿革，述其總相，或論其得失，辨其利害。其中“王侯總敘”實是一篇辨析封國製與郡縣製之得失利害的大文章，做出了“欲行古道，勢莫能遵”的曆史結論，可與柳宗元的《封建論》相媲美。此外，如《食貨一·田製》的序、《食貨四·賦稅》的序、《食貨八·錢幣》的序等，雖無序之名，而有序之實，反映了作者在這些領域的深刻見解。如《食貨一·田製》的序起首就寫道：“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作者重視穀、地、人相互關係的思想，在經濟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價值。綜上，《通典》這三個不同層次的序文，從結構上和理論上確定了《通典》全書的內容與規模、是全書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