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兩部曆史著作在中國史學史上極負盛名，一是劉知幾（661—721年）所撰的《史通》，一是杜佑（735—812年）所撰的《通典》。《史通》著意於對史學活動的反省，意在做出評論和總結；《通典》則注重於溝通史學與社會的聯係，意在推動史學的經世致用。劉知幾和杜佑分別生活在唐盛世和唐中葉，他們的曆史撰述以不同的風貌和成就反映了那個時期中國史學發展的特點。本文僅就《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做初步的分析，不當之處，祈請學術界同誌批評指正。
一
杜佑的《通典》跟它以前的曆史著作比較，在史學方法上有很大的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曆史和邏輯的一致。
恩格斯在講到對經濟學的批判時指出，“邏輯的研究方式”實際上無非是“曆史的研究方式”，二者是一致的。他說：
曆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裏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曆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曆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2]
恩格斯在這裏所闡明的，是曆史發展和人類思想進程的一致性的原則。然而，就曆史家個人（當然，也包括其他任何個人）來說，其認識能力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客觀的“曆史過程”，則是千差萬別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歧異，對曆史上思想資料積累和繼承的多寡，以及對現實生活經驗的總結和吸收的程度，等等，都可能造成這種差別。這種差別，毫無疑義地要表現在曆史家研究曆史，撰寫曆史的方法上。
《通典》問世以前，最有影響的曆史著作莫過於《史記》和《漢書》。因此，考察《史》《漢》的史學方法，對於我們認識《通典》的史學方法究竟在何等意義上取得了重大的發展，是有很大的啟發的。司馬遷在談到他著《史記》的具體方法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