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葉史家杜佑（735—812年）所著《通典》200卷，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典製體通史，即專敘曆代典章製度的通史。這是杜佑在曆史編纂上的一個很重要的開創性工作。跟杜佑大致同時而又“頗詳”《通典》“旨趣”的李翰，在《通典》序中寫道：
（杜佑）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2]
這一段話，概括了《通典》在曆史編纂上的總的特點。其後，學人之論《通典》編纂者，大多祖述李翰《通典》序。例如，宋人陳振孫雲：“《通典》……采五經群史、曆代沿革廢置、群士論議，迄於天寶，凡為八門。”[3]清人紀昀等謂：“（《通典》）所載上溯黃虞，訖於唐之天寶；肅、代以後，間有沿革，亦附載注中。……其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曆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4]
綜觀前人所述，《通典》在曆史編纂上有三個特點，即：主會通，立分門，重論議。而《通典》對這三個方麵的綜合運用，則顯示出其作者在曆史編纂上的創新精神。現就這三個方麵分述如下。
一
先說主會通。《通典》主要取材於曆代正史書誌，它跟後者最大的區別是：《史記》以下曆代正史書誌隻記一代或數代典製，屬於典章製度的斷代史；而《通典》則將曆代正史書誌融會貫通，撰成一書，成為典章製度的通史。
自班彪、班固父子著《漢書》至杜佑《通典》問世以前，六七百年間，史學有了很大發展。從曆史編纂上看，這個發展主要表現在斷代史的著述取得了很大成就，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對此作了總結。可是，這期間的通史著作，幾乎沒有取得什麽進展。值得提到的，隻有南北朝時期梁武帝命吳均等撰《通史》600卷[5]，以及北魏元暉召集史家崔鴻撰《科錄》270卷[6]。劉知幾批評《通史》說：“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至於《科錄》，他認為“其編次多依仿《通史》[7]，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他對這兩部書的總的看法是：“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8]劉知幾對《通史》和《科錄》的批評是否愜當，已無據可考。但我們從他批評《史記》“為體之失”“撰錄之煩”來看，他對《通史》和《科錄》做出這樣的評論是不足為怪的。問題在於，劉知幾雖然對通史著述在曆史編纂上多所指摘，可遺憾的是他並沒有提出如何撰寫通史的創見。這時，關於通史著作，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曆史編纂上來看，大致還停留在《史記》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