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對唐朝史館修史提出尖銳的批評，甚至認為史館修史已經糟糕到了這種地步：“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2]劉知幾曾“三為史臣，再入東觀”，[3]他對史館的批評，都是出於親身經曆，這一點毋庸置疑。這裏，隻有一點是需要加以澄清的，即劉知幾所經曆的史館修史當在何時？據《史通》原序及《舊唐書》本傳，劉知幾任史職始於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止於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年），曆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這就是說，劉知幾任史職時，上距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建立史館已有70多年的曆史。唐史館成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間，史官們撰寫前朝史的盛況，早已風光不再，而劉知幾所經曆的武則天、唐中宗時的史館則完全是另一個樣子。這一事實表明：唐太宗、唐高宗時的史館既非常態，而武則天、唐中宗時的史館亦非常態。唐太宗時期史館修史的高效及其成就、自有其主客觀條件所促成，即：一是時機，二是人才，三是人才的合作。本文意在就此發表一點粗淺之見，以彰顯唐初史家群體的風采及其在史學發展史上的成就。
一、三十年間撰成八部正史
唐初統治集團重視史學，對撰寫前朝曆史有突出的自覺意識。早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大臣令狐德棻就提出修撰前朝曆史的建議，唐高祖接受了這個建議，並於次年頒發《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4]這裏說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陳二史，北朝的魏、北齊、北周、隋四史。這道詔書的要求，雖因全國形勢尚未穩定、組織工作不力而無任何具體結果，但它卻開啟了唐初史館修史的宏大格局。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唐朝廷先是“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5]。所謂“五代史”，即梁、陳、北齊、北周以及隋五朝正史。次年，“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南”[6]。自此，唐朝正式設立史館並承擔著撰寫前朝曆史和當朝國史的重任，而宰相是史館修史的直接領導者。在此後的30年間，唐初史家群體先後撰成八部正史，在中國古代的二十四部正史即“二十四史”中占據了1/3。這是中國史學史上一段輝煌的紀錄，茲略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