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帝範》[1]
一、史學家的君主論
在中國曆史上，關於君主的討論，由來已久。這些討論，有的是出於政治的考慮，有的是以倫理為依歸，有的是作曆史的評論，當然，也還有從其他方麵的考察，但這都不是截然分開的，不同的方麵都存在一定的內在聯係。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主要是從政治關係來說的，但其中也有倫理關係。孟子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3]，這是從政治上著眼的。秦統一中國，秦王嬴政自稱皇帝，君主的地位淡化了宗法性質而強化了政治性質。此後，君主成為學人研究的重要對象。史學家撰寫曆史，脫離不開對於君主的評論；政治家參與國事，不能不與君主共同議政：思想家談論社會、道德、風尚，也總是要涉及君主。可以這樣說，在古代中國，君主始終是人們關注、研究的重要對象。在司馬遷著《史記》以前，賈誼的《過秦論》是涉及評論君主的一篇重要文章，它經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引用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史記》《漢書》的相繼問世，其中“本紀”部分，都有關於對君主的記事和評論。這些評論，一般說來，隻是針對某一個君主而發的，有時也有是針對某一君主同另一君主相比較而發的。總之，大多是就某個君主而論，並不是把君主作為一個社會現象或一個政治現象來討論，至少沒有把君主作為一個“整體”現象來討論。
東漢末年，荀悅奉漢獻帝之命，在《漢書》的基礎上寫一部簡明的西漢史。荀悅改紀傳為編年，著成《漢紀》30卷。他在此書中提出了六主、六臣論。所謂“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所謂“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認為：“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4]荀悅把“存亡成敗”完全歸結為“六主”“六臣”，顯然是片麵的，但他所說的“六主”，確是把君主作為一種政治現象來考察的。應當說，這是中國史學上較早的“君主論”，因而具有比較重要的思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