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史學家研究曆史、評論史事和人物是很善於運用曆史比較的方法的。《隋書》史論以秦、隋二代曆史相比的論點，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的總論，是就一個皇朝內部的曆史進行比較；《南史》《北史》各朝本紀後論，一般也采用這種比較的方法。本文討論的《帝王略論》的曆史比較方法，雖然比上述各書都早，但就作者的運用來看，已顯示出這方麵的自覺意識；而在曆史比較的形式上，也比上述各書來得豐富，因而可以視為這一時期曆史比較方法之運用上的代表作品之一。
《帝王略論》5卷，唐初虞世南（558—638年）撰。元代以後，流傳漸稀。今僅存敦煌本殘卷（伯2636號）卷一及卷二前半部分[2]。所幸的是，唐玄宗時趙蕤撰《長短經》（亦稱《長短要求》）10卷，於卷二《君德》篇征引《帝王略論》之“論”21首[3]。又，唐德宗至唐穆宗時人馬總（？—823年）撰《通曆》10卷，以《帝王略論》的有關評論分係於所述曆代帝王事跡之後，因而也保存了後者許多佚文。《通曆》長期以抄本傳世，至清初以前佚前3卷，今存後7卷。除有極少抄本尚存，還有1915年湖南葉氏夢篆樓排印本200部行世，因數量太少，且距今已70餘年，故亦世所罕見。以葉氏排印本為據，《通曆》卷四至十，引《帝王略論》“公子曰”“先生曰”凡34首。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十三所輯《帝王略論》（按：陸氏誤作《論略》）佚文即取自趙、馬二書[4]。本文所論，乃據殘卷及《長短經》《通曆》所引《帝王略論》之文。
一、以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後期相比
虞世南認為，有些君主在“平一天下”的前後，往往會發生一些變化，甚至有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或因思想情趣的轉移，或因其受到自身的才能與智力所限，呈現出不同的情形。下麵是《帝王略論》關於晉武帝的一段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