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史論的傑作[1]
唐初虞世南所撰的《帝王略論》一書，凡5卷，是中國史學史上較早的係統評論曆代帝王的專書。然此書自元代以後，傳布漸稀，以致清代學人於此書已不甚了然。所幸的是：敦煌文書中尚存其殘卷一卷有餘；唐人趙蕤所撰《長短經》，內中保存其部分佚文；而唐人馬總所撰編年體通史《通曆》10卷，則以《帝王略論》的有關評論分係於所述帝王事跡之末，從而保存了它的更多的佚文。1987年，我曾考察馬總《通曆》，進而考察《帝王略論》，認為後者確是唐初一部很有特色、很有價值的曆史評論著作，堪為唐初史論的傑作之一。探索、誦讀之間，既感其見解之獨到，亦歎其湮沒之甚久。掩卷沉思，撰為此文，供學術界同好和讀者參考。
一、一個重要的問題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餘姚（今屬浙江）人。他在少年及青年時代，受業於著名學者顧野王，屬文則祖述徐陵，又隨智永學書，篤誌勤學，深得師輩真傳，且有創新，聲名遠播。仕隋，先後任秘書郎和起居舍人。唐初，李世民引為秦府參軍。唐太宗時，任著作郎，兼弘義館學士，最後官至秘書監。他跟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很深的關係，他們個人之間的友情也很重。史載：
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愞，若不勝衣，而誌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嚐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嚐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若皆世南，天下何憂不理。”[2]
前人曾經指出，唐太宗時，諍諫之臣非魏徵一人，這話是對的。別人且不說，虞世南就是一個。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跟虞世南經常討論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評論“古先帝王為政得失”，也就是唐太宗說的“商略古今”。唐太宗不愧是古代的英明君主，作為政治家，他對於曆史，尤其是有關古今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是非常重視的。這一點，吳兢《貞觀政要》一書記載得尤為詳盡。從虞世南來說，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世民即位時，虞世南已經六十八九歲了，但他對於政治的關心，卻沒有減退。他一方麵同唐太宗“商略古今”；另一方麵又麵對現實的政治，對山陵製度提出合理的建議，對山崩、地震、大水、彗星出現等自然現象都給予有利於啟發唐太宗改進政治的解釋，對於唐太宗的“好獵”也進行諫阻，等等。他這樣做，越發贏得了唐太宗對他的親近和尊重。唐太宗稱讚虞世南有“五絕”：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學，四是文辭，五是書翰。唐太宗把“德行”“忠直”放在“五絕”的第一二位，說明他重才但更重德，同時也說明他是知人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