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際的《漢書》學[1]
人們都非常熟悉：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馬、班齊名，《史》《漢》同輝，讚譽者蜂起，仿效者不絕。其實，《史》《漢》的命運畢竟還是不完全一樣的。例如。隋唐之際，《漢書》研究成為顯學，而《史記》研究卻大不如前者。
隋唐之際《漢書》學的興盛，突出地表現在湧現了一批專治《漢書》的學者。
隋朝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2]。被稱為“漢聖”，足見其研究《漢書》功力之深。當然，超過“漢聖”的人還是有的。學者楊汪曾經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隋煬帝時，楊汪任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蜂起，皆不能屈”[3]。由此亦可證明楊汪學術之精深。煬帝時期有位光祿大夫於仲文，曾任“右翊衛大將軍，參掌文選事”，亦撰成《漢書刊繁》30卷。隋朝《漢書》學的泰鬥，還應算上蕭該和包愷。煬帝大業中，蕭、包二人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可謂盛況空前。史稱：“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4]
關於蕭該，據《隋書·蕭該傳》記，隋文帝時，他被“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何）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音義）》及《文選音義》，鹹為當時所貴”。蕭該的《漢書音義》，看來也是屬於發憤之作。關於包愷，是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王仲通，《隋書》無傳。《隋書·韓擒虎傳》記：王仲通，朱崖人。其兄王萬昌於隋文帝仁壽初“作亂”，旋敗；俄而“仲通複叛”，亦被“討平”。包愷的《漢書》學知識，主要來源於王仲通。蕭、包教授《漢書》，弟子數千，門庭若市，堪稱隋朝《漢書》學的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