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李淵居然認為，他的這個“高貴”的出身，使得他比起曆史上其他一些皇帝來說，都顯得更加非凡。武德三年（620年），李淵對尚書右仆射裴寂說：“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禰，姻婭帝王。及舉義兵，四海雲集，才涉數月，升為天子。至如前世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公複世胄名家，曆職清要，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愧前修矣”[73]。顯然，當李淵如此得意地誇耀其非凡的身世時，他早已把如火如荼的隋末農民大起義忘得一幹二淨了，不僅如此，就連他兒子李世民為建立唐皇朝而東征西討的赫赫戰功也都忘得一幹二淨了，剩下的隻是他那“高貴”的出身！
這種傳統的思想影響和庸俗的門閥氣味，在唐代的一些士族出身的大臣中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例如，武則天時的宰相王方慶，是東晉大姓王導之後。武則天曾向其詢問有關王羲之墨跡。非常熟悉自己家譜的王方慶，便乘此機會向武則天炫耀了他的非凡身世[74]。反之，出身於庶族地主的官員們則沒有此種優越感。他們中間，有的人為士族地主的“矜尚門閥”而憤憤不平。唐太宗時，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卷終，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75]。後馬周任監察禦史，關中士族韋挺“以周寒士，殊不禮之”；及馬周官至中書令，便多方設法給以報複[76]。有的人則為自己出身於庶族寒門而感到羞恥，一旦有人問到他的出身，竟然喪魂失魄，“殆不能步，色如死灰”[77]。事實證明，在唐初，庶族寒門出身的官員在政治上存在著深刻的自卑感，他們同士族高門出身的官員的思想裂痕是很深的。有的論者不承認唐代有士、庶之分，那麽此種現象又應作何解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