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為什麽要研究曆史、撰寫曆史、學習曆史？古往今來的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其中有一個一脈相承而又不斷發展的認識，即明“事勢”，明“勢”“理”，明“大道”，明規律，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認識。
司馬遷寫《史記》的一個目的，就是要考察、揭示曆史上的“成敗興壞之理”[197]。後來，杜佑《通典》講“事理”，柳宗元《封建論》講“勢”，直到王夫之提出“順必然之勢者，理也”[198]，反映了古人從曆史中探討、認識社會發展趨勢的思想曆程。元代史家胡三省在講到史學的社會作用時，批評了一種流行的說法，指出：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199]
胡三省不讚成隻有“經”是“載道”的、“史”不過“記事”而已的說法，他認為“道”包含在“事”當中，通過史書所記史事反映出來的得失成敗，可以認識到“道”是始終在發揮作用的。由此可見，人們要認識“道”，是不能沒有史學的。清代思想家、史論家龔自珍也認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200]胡三省、龔自珍用“道”這個古老的哲學範疇來說明史學所包含的認識價值，這比“事勢”“事理”等具有更普遍、更抽象的意義，即包含著更明確的從曆史進程中認識其發展規律的觀念。
從今天的認識來看，學習曆史，研究曆史，以增益人們的智慧，這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麵之一。前人在這方麵的思想遺產，對於豐富我們的曆史認識，還是有積極意義的。誠如胡三省、龔自珍所說，對於“道”的探究不能離開對於“事”和“史"的認識。所謂“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就是這個意思。那麽，前人是怎樣認識曆史的呢？是怎樣通過認識曆史而探討其中的“道”的呢？這是很值得總結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