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有這樣一個特點：它以研究人類過往的社會為起點，而以服務於當今的時代為歸宿。因此，史學不僅具有曆史的品格，而且更具有時代的品格。
一、史學和時代
討論史學和時代的關係，我們不妨先做些曆史考察。按照李大釗的說法，從中國和世界許多國家的語言來看，“‘曆史’一語的初義，都是指事件的紀錄而言；足征曆史學的起源，實起於紀錄的曆史”。所記的動機不會相同，但它都“是現實發生的各個情形的記述”[187]。這種“紀錄的曆史”，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史書，不論從內容來看，抑或從史學家記述的動機來看，都是現實的反映和要求。盡管史學家們所記的動機各有側重，如道德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等，但這不過是對於一個時代的不同方麵的表現罷了。此外，根據王國維的考察，在中國，“古之官名多由史出”，“史”“吏”“事”三者本有不可分割的聯係[188]。這說明，史職按其本義就與現實有直接的關係。
史學和現實的這種關係，必然賦予史學以時代的品格。是否可以認為：史學家和史著，隻要達到了某個時代人們對於曆史認識的新成就，能夠麵對和回答時代提出的新課題，在理論和方法上不斷有新的探索，從而使史學更好地服務於現實，那麽，就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史學的時代精神。這在中國史學史上是十分清楚的。
從達到人們對於曆史認識的新成就來看。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撰述要求，著成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成為“正史”之冠冕，顯示了封建社會初期史學家總結以往全部曆史的膽識和才力。隋唐皇朝結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麵，人們對民族關係有了新的認識。唐初所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及《晉書》《南史》《北史》等八史，不再全盤承襲前代史書中存在的民族歧視的陳舊觀念，反映了政治統一局麵下“混一戎夏”“天下一家”的時代精神。司馬光撰成“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編年史巨著《資治通鑒》，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對其所記史事的評論，說明史學家對於政治上的興亡成敗的認識已趨於係統化和理論化。這都是史學家從認識曆史上反映了史學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