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讀史而促進和提高人生修養，這在中國曆史上有久遠的傳統。春秋時期，楚莊王問他手下的大夫申叔時：應當用哪些書來教導太子？申叔時回答說：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誌；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5]
根據三國時期吳國人韋昭所做的注，這裏說的《春秋》，是“以天時紀人事”的書，是春秋時期各國國史的統稱。《世》，是“先王之世係”。《令》，是“先王之官法、時令”。《語》，是“治國之善語”。故誌，是“記前世成敗之書”。《訓典》，是“五帝之書”。在申叔時所說的9種書當中，史書占了半數以上[6]；而用以教導太子的目的不外乎是為了修身與立事。這是中國史學上較早的同時也比較明確和具體的曆史教育的記載。
司馬遷根據儒家的思想傳統，闡說了《春秋》同“治人”的關係，可以看作是對史學與人生修養關係的一種解釋。他認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他進一步解釋說：“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故有國者不可以不通於《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7]前麵已經講到，司馬遷的這些認識，是根據儒家思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則來闡述的，在今天看來其具體的論點多不可取。然而，其合理的內核，是闡述了史學跟人生修養的關係，君、臣、父、子，概莫能外。他的這個認識對後來的史學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