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對於文化發展的積極作用，是多方麵的，也是多層次的。上麵我們講到的史學對文化積累所起的作用，對民族文化發展所起的作用，就是在不同方麵發揮的作用。史學所提供的曆史知識、所積累的文獻資料和思想資料，對促進思想家的思考、文學家和詩人的創作，都有重要的價值。從先秦諸子以後，不少思想家於曆史知識的運用中闡述著自己的思想；而從唐代詩人開始，“詠史”也成了他們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的方麵。這都可以看作是史學對較高層次的文化發展的影響。同時，史學也在更廣闊的社會層麵上對大眾文化的發展產生影響，其中以對通俗文學和蒙學讀物影響更為突出。
史學對通俗文學的影響，從敦煌變文到宋元話本可以看得十分了然。唐代寺院中盛行著一種說唱體作品，乃是俗講的話本。所謂變文，是這種話本的一種名稱。今按習慣說法，仍稱變文。變文取材於佛經故事、民間傳說，也取材於曆史故事。從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啟功、曾毅公等先生所合編的《敦煌變文集》所見，前三卷所收23種變文均為曆史故事，按有說有唱、有說無唱、對話體編次。這種以曆史故事為內容的變文，有的直接取材於正史而鋪張以民間傳說，又益以唱詞，連綴成篇，有說有唱，很是生動。如《敦煌變文集》卷1所收《伍子胥變文》，其基本內容是根據《史記》卷66《伍子胥列傳》加工、創作而成。《伍子胥變文》從楚平王為太子娶婦而自納為妃說起，至吳王夫差賜伍子胥死而越將滅吳，以下闕文。這與《史記·伍子胥列傳》所記，在主要事實上是吻合的。這裏，我們就列舉上述楚平王為太子娶婦、吳王夫差賜伍子胥死二事，兩相比較，以見史學對於曆史故事類變文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