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文化的發展在文化發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史學以其獨特的路徑推動著民族文化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個方麵，史書對於多民族曆史活動的記載成為曆代正史的內容之一，從而對於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第二個方麵，史書對於西周、漢、唐這些盛大朝代的曆史的記載，既作為史學的形式又作為文化的形式影響著周邊少數民族曆史文化的發展。
《春秋》《左傳》這兩部最早的編年體史書，記載了諸華或諸夏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多民族的活動及其相互關係的曆史。盡管人們在夷、夏關係上存在種種不同的認識，但對於各族在一個共同的曆史舞台上從事征伐、會盟而建立起來的聯係，人們都是承認的。晉國統治回顧春秋前期的曆史，稱秦、狄、齊為“三強”[22]。秦國在穆公時“用由餘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23]，西戎成為秦國政治實體的一部分。而晉國在悼公時采納魏絳“和戎”主張，造成了“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的政治局麵，在晉文公稱霸之後晉國“於是乎始複霸”[24]。春秋末年，在魯國，“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25]。像這樣一些各族間的重大活動和密切聯係，當時的史官多有記載而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史家還記下了孔子較早地注意到各族在文化上的聯係的史實：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魯昭公設宴招待郯子。有人問郯子：“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對答如流，說了許多曆史典故。“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猶信。’”[26]孔子說的“學”，不僅僅指官製，而是一個含義很廣的文化概念。孔子曾產生了要到“九夷”地區去居住的想法，或許與此事有關。《論語·子罕》記：“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這反映了孔子對於各族間的界限也有一種很開闊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