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與人們討論治國、做人的問題時，講了這樣一段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56]意思是說，一個國家，從內部看沒有有法度的大臣和堪為輔弼的人才，從外部看沒有足以與之抗衡的敵國和外患，一般說來容易遭到滅亡。正因為如此，人們也就懂得了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這個道理了。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名言，就是從這裏來的。千百年來，人們世世代代都傳誦著、牢記著這句名言。
這句名言所包含的辯證思想和自警精神，經過長期的積澱，成了中國人憂患意識的一個突出方麵。
一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總不能脫離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的認識和實踐。人民群眾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偉大力量；而那些站在曆史潮流前頭思考問題，密切關注國家、民族、社會前途和命運的人們，他們的憂患意識和社會實踐，對於社會的進步往往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史學，從史學家對於曆史和現實的認識來看，常常反映出他們對於社會的前途、命運的憂患意識，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他們決心致力於曆史撰述的一個思想基礎。孟子說的“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57]，其實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時的一種憂患意識。司馬遷父子撰述《史記》的最初動機，是出於對史職的忠誠和執著。司馬談曾對司馬遷說過這樣一番話：“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58]司馬談之所懼，是“廢天下之史文”的問題；然而，當司馬遷進入到了具體的撰述之時，他的思想已不隻是集中在“史文”問題上了，他對漢武帝統治下的社會前途表現出深深的憂慮。在上一節中，我們講到，在司馬遷的史筆之下，極盛時期的漢武帝統治麵臨著種種新的問題，顯示出作者的憂患意識是多麽的深沉。司馬遷當然要秉承父親的遺誌，著重寫出漢興以來的“明主賢君”。可是當他考察了漢武帝統治時期的社會曆史時，他就不能隻是讚揚和稱頌了，他的嚴肅的史學家的批判之筆也不能不時時要觸到漢武帝本人。這同巴爾紮克所寫的《人間喜劇》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諷刺空前辛辣。”[59]我們隻要讀一讀《史記·封禪書》，就會感到司馬遷的嘲笑和諷刺是何等的尖刻與辛辣。這種嘲笑和諷刺正是對於“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60]的時尚的深深憂慮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