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對於上層建築領域的反作用，莫大於影響到政治決策。
這裏說的史學，不隻是指史學家的思想和著作，也包括人們的曆史知識的運用和以某種曆史見解對現實社會一些重大問題的解釋等等。本書第一章引《史記·商君列傳》所記秦孝公時關於秦國是否應當實行變法的一場激烈辯論中，商鞅對曆史的見解以及用這種見解來說明秦國變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對於秦孝公毅然任用商鞅實行變法的決策，有重要的作用。這是先秦時期人們以曆史見解用於政治決策的一件突出的事例，由於秦國變法的成功和《商君書》《史記》的記載，它在曆史上有長久的和廣泛的影響。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有詩雲：“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5]這是歌詠了取信於民對於變法成功的重要。從王安石的《上皇帝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來看，他也是運用了豐富的曆史知識、闡述了自己的曆史見解而亟言變法之迫切的。他的變法主張雖未被宋仁宗采納，但卻在宋神宗時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行。在商鞅變法後的1400年左右，王安石作詩讚揚商鞅，絕不是偶然的。
史學之影響到政治決策，在漢、唐這兩個盛大的王朝的曆史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漢初統治者為鞏固統治、發展社會經濟製定了什麽樣的國策？在製定這個國策過程中，史學起了什麽作用？
這裏，我們首先要提到陸賈這個人，因為他跟這些問題有極大的關係。陸賈是楚地人，以有辯才而從劉邦定天下，深得劉邦信任。司馬遷在《史記》中記下了他在漢初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事情。這就是：
〔漢初定〕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以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秦）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