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意識並不是史學家所獨擅的。在文明時代，史官、史家或因其職責的專長，或因其有崇高的使命感與濃厚的興趣，在自己的曆史研究和曆史撰述中，以及在繼承前人思想遺產的基礎上，不斷積累、培育起更高層次的曆史意識。這種曆史意識在他們的著作和言論中反映出來，便轉化為全社會的精神財富。這是史學家對於社會的特殊貢獻。人是在社會實踐中生活、生存和繁衍的，社會實踐對於人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社會實踐的觀點來看，人們的曆史意識隻有反作用於社會實踐時，才會由精神財富轉化為物質財富，從而獲得更大的價值。因此，曆史意識同社會實踐的結合，也就不隻是史學家的任務，而是政治家、軍事家、理財家、思想家、教育家以及一切擁有曆史知識的社會成員的共同任務。前引《尚書·盤庚》中盤庚關於為什麽遷殷的談話，可以認為是這方麵較早的一個實例。盤庚遷殷自有種種客觀原因，但他在說明這一重大決策時，曆史意識無疑是起了作用的。
商鞅變法，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奴隸製向封建製轉變過程中發生在秦國孝公時的一個重大的決策。這個決策是經過激烈的辯論才確定下來的，史載：秦孝公任用了衛國人商鞅（原稱衛鞅），商鞅主張變法，孝公有些猶豫，於是同商鞅、甘龍、杜摯等討論是否變法之事。商鞅同甘龍、杜摯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衛鞅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製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