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要在兩個方麵做出新的努力。一方麵是要有新的世界眼光，另一方麵是要更加自覺地彰顯中國史學的民族特色。這兩個方麵的結合，將會推進中國史學的發展並使其以更大的步伐邁向世界。
史學工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彰顯中國史學的民族特色，關鍵在於史學工作者高度的自覺意識。
（一）關於世界眼光。依我的膚淺認識，這裏有三個問題需要加以強調。
首先，中國史學家的世界眼光，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發展過程。司馬遷著《史記》，寫張騫通西域，到達大夏、康居、烏孫[204]；又寫到張騫見到身毒（天竺）的物品，並打聽其所在地等[205]。範曄著《後漢書》，涉及域外史事甚多，他關於“倭國”的記載，成為今人研究日本古代曆史的重要參考文獻。歐陽修、宋祁撰寫的《新唐書》，在《西域傳》中寫到天竺、師子、波斯、大食等域外風貌等。[206]正史如此，即使是私人撰述，也多有涉及域外史地的。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杜佑《通典》中引用杜環的《經行記》[207]，以及元代徐明善撰寫的《安南行記》、周達觀撰寫的《真臘風土記》、汪大淵撰寫的《島夷誌略》（原稱《島夷誌》）等，都廣泛地涉及域外的曆史地理麵貌。
近代以來，史學家們的世界眼光有了新的發展。魏源的《海國圖誌》、徐繼佘的《瀛環誌略》、王韜的《法國誌略》和《普法戰紀》、黃遵憲的《日本國誌》等，都是史學家們在自覺的世界意識下撰寫的世界史和國別史著作，成為中國史學走向近代的標誌之一。20世紀的中國史學，可以說是麵向世界的史學。西方的歐美史學，東方的日本史學，以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蘇聯史學，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史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