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姚瑩和夏燮史學的一點啟示[184]
姚瑩（1785—1852年），安徽桐城人，字石甫，號明叔、展和，晚稱幸翁。夏燮（1800—1875年），安徽當塗人，字謙甫（一作嗛父），又字季裏，別號江上蹇叟、謝山居士。他們是鴉片戰爭後中國史學發展新趨勢中的兩位傑出的皖籍史家。
姚瑩和夏燮的史學之共同的特點是：審勢察幾，據事直書，寄深憂於碩畫，存信史於紀事，飽含經世之旨，洋溢愛國之情，在中國近代史學起步之時，顯示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對此，學界多有評論，本文不再重複。這裏我想從另一個角度，談談姚瑩和夏燮史學的一點啟示。
一、鴉片戰爭與中國史學發展的新趨勢
1840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由此產生的一係列事變，極大地震動了中國社會。中國史學的發展，由於曆史的劇變而出現了新的趨勢。強烈的時代特色和鮮明的民族意識，是這一新趨勢的主要內涵，而救亡圖強的愛國精神則是其核心。
從史學思想和曆史撰述來看，中國史學發展的新趨勢的主要標誌是：
第一，重視鴉片戰爭史的撰述。對於鴉片戰爭及其結局，史學家們痛定思痛，乃紛紛記述其經過，評論其因果，為的是有助於人們總結經驗教訓，增強憂患意識，“防患於未然”，“補過於來時”。這方麵的代表作有魏源撰寫的《道光洋艘征撫記》、梁廷枏撰寫的《夷氛聞記》、夏燮撰寫的《中西紀事》。這三部書除有共同的旨趣外，也有各自的特點。《道光洋艘征撫記》重在用曆史事實說明，欲求自強禦侮之道，必須“購洋炮洋艘”，“練水戰火戰”，“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並指出盡快做出抉擇的緊迫性，強調“時乎時乎，惟太上能先時，惟智者能不失時；又其次者，過時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補過於來者”[185]。魏源提出了富國強兵的戰略原則及其緊迫性。同《道光洋艘征撫記》從政治和軍事著眼不同，《夷氛聞記》一書著眼於從經濟上揭示出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鴉片戰爭的深層原因，並根據英國殖民主義者攻據印度海口“凡租地開花取液出口，四征其稅，所以資於鴉片者甚厚”的曆史事實，論證其“爭市侔利，傾國以求嚐試”之侵略中國的方針不會改變，駁斥主和派、投降派的種種謬說，歌頌了主戰派和人民群眾的抗英鬥爭。《中西紀事》以紀事本末體記述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史實，這是它在內容上、形式上不同於《道光洋艘征撫記》和《夷氛聞記》之處；在撰述思想的側重點上，它是要達到反映出“中西爭競之關鍵”以備“異日史家之采擇”[186]的雙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