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學開始走向世界的曆程[155]
在中國近代史學萌生過程中，中國史家關於邊疆史地的研究和關於外國史地的研究，可以說是同步展開而又互有交叉的。鴉片戰爭前夕，出於民族危機的預感，龔自珍已著手於邊疆史地的研究，而林則徐則倡導對外國史地的認識與研究。對邊疆史地的研究，固已涉及對外國的曆史與現狀的考察；而關於外國史地的研究，則往往聯係著對當時中國前途的抉擇和命運的估量。這兩股史學潮流的奔騰、激**，都同時代的脈搏發生著共振。
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有一種了解世界、認識世界的迫切感，乃命人翻譯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親自潤色，編訂刊刻，定名為《四洲誌》。這是一本簡略介紹世界各洲30多個國家地理、曆史的書。此書雖隻1卷，但開風氣之先，對後來中國學人研究、撰述外國史地之風，有倡導的作用。這也表明林則徐作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對近代史學萌生所起的作用。繼林則徐之後，魏源寫出了《海國圖誌》，王韜寫出了《普法戰紀》《法國誌略》等書，黃遵憲則有《日本國誌》的撰述。這些關於外國史地的著作，在當時的中國，尤其在日本，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史學發展的觀點來看，它們反映了在近代史學萌生中，中國史學開始走向世界的曆程。
一、魏源與《海國圖誌》
魏源（1794—1857年），原名遠達，字默深，湖南邵陽人。他28歲中舉人，50歲才中進士，仕途不算通達。但他在三四十歲時，政治經曆豐富，著作繁多。鴉片戰爭時，為兩江總督裕謙幕僚，參與浙東抗英之役，與龔自珍、林則徐、姚瑩等關係密切，思想相投。他痛感英軍入侵，撰《聖武記》一書，以激勵時人，並希望朝廷重溫曆史，振作武功，以堅禦侮之誌。此書共14卷，前10卷曆述清朝武功及用兵成敗之道，兼及有關軍事製度；後4卷為作者論議，闡述了他關於練兵、整軍、籌餉、馭夷的見解和主張。從當時的曆史環境和社會界潮來看，這書在史學上的價值，其論議部分遠在記事部分之上。魏源在《聖武記·敘》中寫道：“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誌於四夷，而憂不逞誌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可見作者認為，肅清政治是禦侮的基礎，而人材又是其中的關鍵。這實際上是指出了當時的政治腐敗，造成了侵略者有可乘之機。他在敘中特意說明此書“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即《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又引用《禮記·哀公問》篇中“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156]的話，都是寓有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