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龔自珍曾這樣深刻地指出：“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129]龔自珍的話，揭示出了中國古代史家的一個思想特點，也從一個方麵概括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可見，所謂“良史”，其撰述一方麵是受到社會的激勵，另一方麵也深為這一優良傳統所影響。關於這一點，兩宋史家給予後人很多啟示。
一、史家的憂患意識傳統
中國古代史家，曆來有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意識主要表現為對於朝代、國家的興亡盛衰以及社會治亂、人民生活的關注。這是同史學的本質與功能密切相關的。這是因為，史學家對於曆史的認識，往往是和對於現實的認識聯係起來，故而從史學家對於曆史和現實的認識來看，常常反映出他們對於社會的前途、命運的憂患意識，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他們決心致力於曆史撰述的一個思想基礎。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130]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時的一種憂患意識。司馬遷父子撰述《史記》的最初動機，是出於對史職的忠誠和執著。這就是司馬談對司馬遷說的一番話：“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131]司馬談之所懼，是“廢天下之史文”的問題；然而，當司馬遷進入到具體的撰述之中的時候，他的思想已不隻是集中在“史文”問題上了，他對漢武帝統治下的社會前途表現出深深的憂慮。讀《史記·平準書》可以看到，在司馬遷的史筆之下，極盛時期的漢武帝統治麵臨著許多新的問題，顯示出作者的憂患意識是多麽的深沉。司馬遷當然有秉承父親的遺誌，著重寫出漢興以來的“明主賢君”，可是當他考察了漢武帝統治時期的社會曆史時，他就不能隻是讚揚和稱頌了，他的嚴肅的史學家的批判之筆也不能不時時觸到漢武帝本人。這同巴爾紮克所寫的《人間喜劇》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恰恰是這個時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諷刺空前辛辣。”[132]我們隻要看一看《史記·封禪書》，就會感到司馬遷的嘲笑和諷刺是何等的尖刻與辛辣。這種嘲笑和諷刺正是對於“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133]時的深深憂慮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