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
——為中國史學步入21世紀而作[1]
21世紀已經到來，人類曆史開始了又一個新的百年的征程。中國社會以前所未有的麵貌和姿態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參與新世紀的建設。中國史學作為文化事業的一部分，隨著中國社會前進的步伐，步入21世紀。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此時此刻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其實也是一個老問題，那就是：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
這些年來，人們重視發展經濟，重視科學技術，無疑是順乎曆史潮流的。與此同時，人文社會科學自亦應有合適的位置。這裏說的合適的位置，一是指它應有的位置，二是指它實際上是否處在應有的位置之上。對於其他學科的情況，不可妄說；對於史學來說，它在社會中所應有的位置和實際所處的位置，恐怕是值得認真思考、認真對待的一個重要問題。其之所以重要，一則是這個問題的性質非常重要，二則是這些年來史學被人們誤解得太多、太深。這兩點，不討論清楚，其消極影響當不僅僅是關係到史學的發展，還會涉及社會的發展。茲事重大，不可輕視，更不可忽視，乃舊題新議，陳述淺見，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借以祝福步入21世紀的中國史學前程遠大，為社會進步做出新的貢獻。
一、一個有長久傳統的重要話題
史學在社會中應處於怎樣的位置？這是一個有古老傳統的話題。古人雖然沒有用這樣的語言來表述它，但他們的所言所作，往往都表明了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和意向。在久遠的古代，史學在社會中的位置，突出地表現為它對於政治統治的重要。譬如，所謂“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2]這裏一方麵說明了史官的職責和記事的原則，另一方麵說明應讓後人讀到合乎“法度”的曆史記載，而更重要的是使當時的“君”懂得自律，謹慎地處理政事和其他事務，以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由此我們可以懂得孟子說的這句話的含義：“《春秋》，天子之事也。”[3]其意謂撰寫史書，必然包含對有的人和事或是讚揚，或是指摘，使人們有所警示。在西周，這是天子主持下史官們要做的事情。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孔子懼，作《春秋》”，並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4]可見，從天子主持撰寫史書，到諸侯主持撰寫史書，再到孔子以私人身份撰寫史書，其中貫穿著一個基本思想，即史書對於社會生活特別是對於政治統治的重要意義。到了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即西漢前期，司馬遷對《春秋》的認識是“《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5]。司馬遷強調了“辯是非”“治人”“道義”撥亂反正等，把《春秋》的社會作用闡述得更加清晰了，其主旨則仍在於政治統治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