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至少在兩個方麵顯示出它的重要的曆史意義。第一，炎黃文化作為悠久的中華民族文化源頭（從傳說的範疇而不是從考古的範疇）的最古老的代表，受到曆史上的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承認與尊崇；這種承認與尊崇因具有長久的曆史而形成一種穩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第二，炎黃文化作為觀念形態和曆史傳統，確確實實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發揮出持久的、恢宏的凝聚作用。炎黃文化的這兩個方麵的意義，在中國史學的發展上有突出的反映；而素稱發達的中國古代史學又促進著、強化著炎黃文化在這兩個方麵的作用。
在中國曆史上，秦漢、隋唐和元代，是政治上大一統時代的幾個突出代表，也是曆史上多民族不斷遷移、組合而走向新的融合的幾個大時代。這幾個時期的史學發展，鮮明地反映出炎黃和炎黃文化的民族凝聚作用。秦、隋兩朝年代短促，我著重以漢、唐、元三朝的史學來說明上述認識。
一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中國古代史學的偉大奠基之作，以《五帝本紀》開篇，而《五帝本紀》又以黃帝居其首。這對於太史公司馬遷來說，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司馬遷寫曆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35]。那麽，“通古今之變”這個“古”，從哪裏開始呢？這是司馬遷首先碰到的一個大問題，是史書撰寫中“正其疆裏，開其首端”[36]的大事。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寫道：“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這一段話，明確地規定了《史記》的上限與下限。關於下限，自不待言；關於上限，司馬遷為什麽要從黃帝寫起呢？他在《史記·五帝本紀》後論中對此作了認真的說明。司馬遷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