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普魯塔克《古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的“合評”，嚐試將法國20世紀三個最著名的知識分子在合觀中做一點評論，當然，這裏多是一些個人的思緒和回憶似的漫談，但也想借此提出一些問題。我越來越意識到，在“學界”方麵，我願意主要擔當一個“提問者”的角色，雖然由於我關心的問題是具有實質意義的，以及我個人的原因而使我不可避免地會是一個“有傾向的提問者”。這一說法和阿隆所說的“介入的”或“投入的旁觀者”（Le spectateur engagé，the committed observer）比較起來是否還要更不自信？
我最早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因自由問題而研究薩特，前兩年因為關注國際政治和戰爭思考阿隆，最近又因死刑問題重讀了加繆。
之所以將1913年出生的加繆加入到1905年出生的阿隆和薩特中來，不僅因為他也屬於廣義的“1905一代人”，更因為他是這一代人不可缺少的一個維度。這就是道德的維度。
薩特否定道德原則規範，阿隆謹慎地區分政治與道德；在加繆那裏則有明確的道德原則和動人的道德感。
如果說薩特更多地表現了熱情，尤其是**和戲劇性的熱情；阿隆則更多地表現了審慎、明智和內斂的理性；而在加繆那裏，我們則可以更多地感受到一顆傾向於節製和平衡的心靈，並且，那首先是一顆惻隱之心。
薩特以其才華橫溢使人矚目和讚歎，阿隆以其清明理性使人最終信服；而加繆則徑直使人愛他。薩特和加繆都兼哲學與文學，阿隆不碰文學，但進入了社會科學。加繆來得最晚，走得最早；阿隆來得最早，走得最晚；薩特在中間。薩特也一直是在旋渦的中心。他和加繆爭吵和反目，和阿隆更是“三十年的對手”。然而，加繆去世，薩特寫了一篇感人的悼文；薩特晚年遭到粗暴的批評，阿隆奮起為之辯護。薩特家庭富有、阿隆家境也不錯，而加繆是真正在貧困中長大的。薩特和加繆都是一歲多就失去了自己的父親。薩特沒有結婚，沒有孩子，但有一個長期伴侶和情人；加繆結婚、離婚、再結婚，有兩個孩子，阿隆和妻子互相“從一而終”，晚年他更感家人是他最大的慰藉。加繆已經算是早慧和高產，薩特更高產，而阿隆比薩特其實還高產。阿隆和加繆沒有訪問過蘇聯，薩特20世紀50年代訪問過蘇聯，他回來寫的文章題為“在蘇聯，有絕對的批評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