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那個太陽，還是太陽下曆史編年的重複敘事。
從2000年《京都議定書》拒簽，布什的英語說“不”，希拉克的法語、施羅德的德語和普京的俄語說“是”不再是一個肯定詞，到2003年出兵伊拉克，布什的英語說“是”，希拉克的法語、施羅德的德語和普京的俄語說“不”也不再是一個否定詞，或許帝國偏移了，一個由美國英語表示肯定與否定的時代已經開始。
亞曆山大大帝的古希臘語和征服者愷撒的羅馬拉丁語，都不曾有過這種話語霸權。
隔著大西洋，布什的英語重新叫響了戴高樂的法語。歐洲人的歐洲。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戴高樂是第一個說出這句話而且幾十次重說這句話的歐洲人。戴高樂的加法，一個同歐洲一樣大的想象，也是一個同歐洲一樣大的真實。
在歐洲，一個戰爭的世紀，既然是從塞爾維亞人的第一槍開始，也好像一定要等塞爾維亞人的最後幾槍才結束。槍聲零落了，歐洲的政治家們似乎仍然走不出“版圖”、“國界”、“占領區”等等詞語的邊界。他們的政治數學也一直停留在初等的“－”法和“÷”法上。他們在用減法分割過奧匈帝國、用除法分裂過德國之後，又讓南斯拉夫聯盟在連續的減法中解體。
這是歐洲最後的減法？當歐洲就是世界的時候，他們盡可以在十年戰爭、七十年戰爭、一百年戰爭中減下去。現在，世界已經遠在歐洲之外，再減就將減到零。
加法的歐洲。其實，萊茵河的水，阿爾卑斯山的雪，地中海岸的陽光，等等，從來不問什麽加與減。況且哥白尼的太陽，牛頓的地球軌道，還有愛因斯坦不可分隔的時空，也沒有給歐洲帶來多少共同的珍惜、珍愛與珍重。甚至連歐洲精神的許多共名，諸如堂吉訶德挽歌，浮士德夢想，哈姆雷特追問，以及改變了他們耳朵的貝多芬音樂和改變了他們眼睛的凡·高色彩，也都不曾完成一次文化的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