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
1988年，在《我的三個文學世紀》中有一個片段：“直到今天，那些燒成灰燼的詩題仍然在閃爍：1967年的《我悲愴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1968年的《幽燕行》，1971年的《致薩哈羅夫》，1972年的《黃昏未名湖》，1973年的《登月》，1974年的《明十三陵》，1976年的《清明祭》。”
扔進火中的還有，1969年的《紅衛兵》，1970年的《彗星》，1975年的《青銅時代》。
那是我逐年寫作的編年組詩《1966—1976》。
1966年的《北京古司天台下》，意外地遺忘在一本舊版書裏。
1970年的《彗星》重寫成1980年的《彗星》，陰鬱沒有變成蒼鬱，還多少帶著憂鬱。
1973年的《登月》重寫成1985年的《最後的月亮》，同一主題的變奏。
1975年的《青銅時代》重寫成1985年的《青銅時代》，一篇敗筆。
1976年的《清明祭》重寫成1979年的《清明祭》，掩飾了彷徨，但是掩飾不住怯懦。
隻有1976年的《黑陶罐裏清瑩的希望》，一直在我的口中回響。
一些沒有在火中成煙成灰的詞語，化石一樣重現在我90年代的隨筆中。
在自然博物館，我看見過用石膏鑲嵌化石還原的恐龍。我能不能夠也用今天的詞語鑲嵌昨天的詞語化石還原，但是還原什麽？
我知道恐龍是史前巨獸。高僧才有舍利子。我也有詞語化石？允許我在修辭上假裝狂傲一次。
1967 我悲愴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
Печально я гляжу на наше поколенье
Печально я гляжу на наше поколенье!
Его грядущее — иль пусто, иль темно.
Меж тем, под бременем познанья и сомненья,
В бездействии состарится оно.
М.Ю.Лермонтов《Дум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