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在西方許多學者眼裏，以民族國家為單位討論國際問題似乎有些過時，連“國際”一詞本身，也因為其含義實際上是“民族國家之間”，而顯得不大合乎時宜。於是乎，現實主義者們熱衷於談論“全球”，理想主義者們熱衷於談論“世界”，分不清現實與理想界限的人們，則熱衷於談論“帝國”。
在這種情況下，一位叫趙汀陽的中國哲學家建議：在這個所謂“後民族”時代，現實的理想主義的核心，應該是中國人的“天下”觀念。在趙汀陽看來，西方人的那些概念，尤其是“帝國”的概念，甚至還包括康德的世界主義傳統中的“世界”概念，多多少少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出發點：即使不是自我中心的“帝國主義”，也是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國際主義”，而沒有真正超越民族國家的範式，沒有真正從“世界”的眼光來看“世界”，也就是說，不像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那樣，主張“以天下觀天下”。在他看來，“思考世界”與“從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
作為一個政治哲學概念，“天下”觀念的最有名的表達是顧炎武關於“亡國”和“亡天下”的區分。用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術語來說，顧炎武的意思是我們對“天下”負有一種自然義務，對“國”或國家則隻負有一種“建製職責”。自然義務是人之所以為人都要履行的，建製職責則是因為加入某個建製（在這裏就是國家）而產生的，因而建製職責的正當性依據之一，是這個建製的規則本身是否正當。在近代，由“天下”所辯護的這個“國家”，受到了許多既不屬於這個國家，也不承認這個國家是“天下”原則之體現的其他國家的挑戰。許多人，如梁啟超和梁漱溟，盡管不一定願意放棄這種天下原則的道德優越性，但認為，如果我們真要作為中國人而生存下去的話，我們也應該有我們自己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尊嚴感，而界定後者的，則不是、至少不僅僅是傳統的“天下”觀念，而是這個由民族國家體係所構成的現代世界的遊戲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