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同誌在政協講話中所提出的榮辱觀問題，是一個在我們這個時代具有相當普遍意義的問題。以英國為例，不僅保守派，而且自由派人士和左翼人士都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動**和文化嬗變以後的社會風氣感到憂心忡忡。著名的自由派人士達倫道夫在一本寫於1990年的小冊子中抱怨：“貪婪、欺詐、隻考慮眼前，這些現象過於頻繁地代替了節儉、誠實和長遠打算，更不要說為他人打算。”著名的左翼人士豪布斯邦在差不多同樣的時候，以更尖銳的語氣警告，我們正走向一個新的野蠻時代。他說：“用我們的祖父祖母的標準、用我們年輕時的標準，我們都是不文明的。”曆來把倫理道德看做私人生活問題的英國工黨，也轉而重視社會的基本價值。布萊爾在1992年出版了一本題為《開拓基地》的書，用類似於保守黨“回到基本價值去”的口吻，提出要“重新主張一些基本的東西”（在英語中這句話與“開拓基地”是一語雙關的表達）。在這本書的前言，布萊爾寫道：“回到真實的我們去，回到我們的信念去，這不僅對於工黨，而且對於我們的國家，都將是一段健康的旅程……是非之別是有的，優劣之別是有的，這我們當然都知道。但是，對這些語言感到不自在，卻已經成了時髦。”布萊爾在1994年成為工黨領袖。工黨在1997年結束長期在野、入主唐寧街，與布萊爾和他領導的工黨轉而重視倫理道德問題不無聯係。
在當代中國社會討論榮辱觀問題，同樣也要重視這個問題的當代語境。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的思想解放，也包括在價值觀和榮辱觀上的撥亂反正。針對計劃經濟和極“左”政治下形成的一些扭曲觀念，“致富光榮”的觀念非但不再受到壓製和批判，而且成為輿論宣傳的口號，甚至成了理論論證的主題。其實，即使認為中國傳統不利於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也認為對發財致富的追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點。這樣一個傳統，一旦取消壓製，自然會重新發揚光大。與有關“光榮”的觀念轉變類似的，還有在什麽是“聰明”、什麽是“能幹”、什麽是“成功”、什麽是“老實”、什麽是“節儉”、什麽是“帥”“酷”等問題上的觀念變化。其中“聰明”“能幹”“成功”以前也是褒義詞，但現在標準變了。“帥”“酷”是新的褒義詞，標準當然也是新的。而“老實”“節儉”，則從褒義詞變成了褒貶不一的用詞，其衡量標準當然也有些不同了。有褒貶畢竟還是有是非、有榮辱的，盡管是非界限和榮辱標準發生很大變化。對那些“痞子文學”“無厘頭電影”“身體寫作”來說，甚至對個別“先鋒派”“大製作”來說，是非之分、榮辱之別則好像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有時候，這些“逃避崇高”的文化現象，還被人們冠以“後現代主義”的學術標簽，用這個標簽不僅為它提供理論解釋，而且為它提供價值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