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簡單列舉可見，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最初時期，日本是最重要的中轉途徑。而在從日本引進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當中，李大釗則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他的著作也產生了最為顯著的影響。[26]
1.李大釗早期思想之基本特征
李大釗早期的哲學思想大致上是以進化論為主導的。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中，他寫道：“吾人以為宇宙乃無始無終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實本體所生之一切現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機械的以漸次進化。”不僅如此，而且即便“道德者，宇宙現象之一也。故其發生進化亦必應其自然進化之社會。而自然變遷，斷非神秘主宰之惠與物，亦非古昔聖哲之遺留品也”[27]。若照此說法，則似人無可奈何於自然了。但李大釗又認為，“此理雖常見於僿野之民，而非可論於文明之族。蓋文明雲者，即人類本其民彝改易環境，而能戰勝自然之度也。文明之人，務使其環境聽命於我，不使其我奴隸於環境。太上創造，其次改造，其次順應而已矣。國家之存立，何莫不然。國民全體，亦有其大生命焉，其與環境相戰，所需之秉彝之能，努力之勇，正不減於小己之求生。”[28]正由於此理，且由於“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晚近公民精神之進行，其堅毅足以壯吾人之意氣。人類雲為，固有製於境遇而不可爭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參以人為。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誌之理（Theory of free will），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適於所誌，則Henri Bergson氏之‘創造進化論’尚矣。吾民具有良知良能，烏可過自菲薄，至不儕於他族之列！”[29]
這就是說，若按照達爾文的進化論，麵對這“自然規律”，人除了消極承受，也無可奈何。但李大釗顯然不能接受這種消極的結論，故而在此處又引進了認為高等動物有自我進步能力的拉馬克進化思想。當然，在這裏，拉馬克關於高等動物之有別於低等動物的自我進步能力，被轉變為了“文明之族”之有別於“僿野之民”的自我進步能力。我們後麵還會看到，兼顧客觀必然與主體能動兩個方麵，這是李大釗哲學思想方式的一個基本特征。若直接來看此問題，似乎在其思想中存在著某種跳躍。但從其哲學之基本設定來看，則這種跳躍並不構成跳躍。因為他認為，“大實在的瀑流永遠由無始的實在向無終的實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遠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隨大實在的奔流，以為擴大，以為繼續，以為進轉，以為發展。故實在即動力，生命即流轉”。既然如此，則“人生本務，在隨實在之進行，為後人造大功德，供永遠的‘我’享受，擴張，傳襲，至無窮極，以達‘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30]。若基於此，我們或許可以說此時李大釗的哲學中包含有某種神秘意味的東西，但若以後來流行的哲學觀念為準，而判說“李大釗的進化論具有泛神論的傾向”，“在當時還不是唯物主義者”[31]，則似又太過。